这一章的内容是批判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以过渡到正统哲学与三民主义哲学的展望。

可见，心乃成凡成圣之枢机，陷于私欲执著即是沉沦生死，不为私欲所蔽即能超越生死。(15)《王阳明全集》，第40-41页。

考诸阳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乃是基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理念：人心与天地万物神感神应，即是一体之仁的感通不已，亦即彻生彻死之真己。故下手之工夫，在于破除意念之虚妄，即是所谓诚意的工夫，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其既不能自作主宰，就必定陷于痛苦之中。他亦曾遍访名山大川，跟随道士修炼法术。⑥相关研究可参看下列著述：吕妙芬：《儒释交融的圣人观：从晚明儒家圣人与菩萨形象相似处及对生死议题的关注谈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阳明为学的变化可谓围绕生死问题而展开，他先是质疑道教的养生炼形之术，继而批评佛教的寂灭种性之说，最后归宗于儒家的圣人之道。因此，有无私欲执着之遮蔽，就成为了大人与小人之分判所在。《汉书·董仲舒传》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从此阴阳五行就成了儒教的正统思想了。

他们的迷忌都可以成为国家的祠祀。第五次，1937年．是年日记记得甚简略，从3月起在北京上课，但大都没有记讲课内容。（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的自传》这一改称大概也首见于这部《中古思想史长编》） 总上所述，目前研究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比较集中的原始资料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两种手稿影印本，以及1975年在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的，由日本著名禅学学者柳田圣山先生编集的《胡适禅学案》一书等（这部书汇集了胡适一生中有关禅宗史研究的主要中英文文章和书信手稿等）。4月21日：讲古文家的新儒教。

而第五章《淮南王书》则于1931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过单行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册） 第三次，1922年。

阴阳禨祥的迷信使道家放弃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而成为？祥感应的迷信的宗教。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第一，关于道家思想的来源与特点，胡适认为：秦以前没有的‘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那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长编》）。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

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思想发展的现象。9月21日：讲魏晋的时代。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该年内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在北大讲中古思想史，编写了讲课提要，题名《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并有北大的排印本。

垃圾堆积的太高了，遂把自己的中心思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埋没了。然而对于秦汉时期宗教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则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其间，他又划分为两个时期，即：两汉魏晋时期和六朝隋唐时期。胡适指出，阴阳感应本是阴阳家的根本理论，然而此时则已成为道家与儒家公认的原则，成了中古宗教的基本教条。

儒家学者没有抵抗这种独裁政治的办法，于是只有抬出一个天来压住皇帝，希望在那迷信的帝国宗教底下得着一点点制裁皇帝的神权。胡适对于汉代儒家宗教化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他关于汉武帝提倡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性的儒教的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儒学的主要发展趋势的。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其中所谓印度思想的胜利的提法是很值得商榷的。在武帝提倡的宗教中，包罗了各种幼稚迷信的东西，乃至巫蛊咒诅迷漫朝野。

油印本是送给朋友们看，请他们批评指教的。退之主张‘正心诚意，将以有为，而习之要‘寂然不动，弗思弗虑。

我认为，即使董仲舒当时在提出他的灾异谴告说时确实包含有限制君权的用意在内，但在实际的效果中恐怕只能是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这一面得以落实，而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这一面徒有形式而已。胡适对科学方法的了解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但他对王充以实据验证虚妄的高度表扬还是很有意义的。

接着，他又征引史料分析了汉初的宗教状况说，刘邦在天下既定之后，他更进一步，不但继续保存秦帝国的宗教政策，还在长安设立帝国之内各种民族的祠祀和女巫，使各地的人在帝都时都能有个祠祭的所在，都能不觉得他身在异乡异地。退之平实，而习之玄妙。

胡适所以有以上的议论和感慨，这是与他对佛教的特殊看法有关。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指1931年出版的《淮南王书》）。他还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以后，9月15日：讲新儒教与王充。

一 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其崭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个月后即付再版，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由此，胡适追溯了道家的来源问题，认为道家来源于战国末年的齐学，并且在《长编》和《小史》中都设专章加以探讨。

至于第三点特色，是与他所讲的第二点特色密切相关的。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第二册388－389页）。

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根，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那是因为它能与中国思想相融合的缘故，是经过了中国思想的某种改造的结果，或者说是佛教的中国化的结果。三，放任无为的政治观。

胡适有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同上）。6月17日：讲大乘的堕落方面。是年3月2日的日记下记：拟重编《中古哲学史》，拟分两部，六篇：部甲，两汉魏晋。这部书的内容仅限于先秦（古代），所以蔡元培先生在为此书做的序中，在列举了此书的四点特长后，就提出希望说：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观此，似与讲中古思想史有关。胡适也注意到了王充思想的重大缺点，这就是的极端的命定论。

不过，尽管这样，王充批判哲学的历史贡献也是无法抹杀的。因此，这很难说是什么印度思想的胜利。

《原道》与《复性书》是两部开路的书，以后李德裕、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走的都是《原道》的路，理学走的是《复性书》的路。如，胡适在其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说道：我在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续集，但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

(责任编辑：蒋艾伶)